“疼吗?”
“哪里?”
“变化的地方。”
我眼神躲开:“已经变完了。”
他说:“我问疼不疼。”
这一句很轻。我鼻子忽然发酸,只好低头看他的鞋:“疼过。现在……还好。”
顾珩给我量体温,找退烧药,等我吃完,又去厨房把保温袋里的粥盛出来。
他没有把我当动物检查,也没拿手机拍照,甚至没有追问全身变成什么样,只在看到我握不住勺子时,将碗接过去,一勺勺喂。
第三口时,我实在受不了,抢回勺子:“我自己来。”
肉垫夹不稳塑料勺,粥差点倒回毯子里。他伸手托住碗,没笑。
“明天去登记。”他说,“这种程度藏不住。三十天快到了。”
我盯着碗里的米粒:“登记以后,性别怎么办?”
“你自己填。”
“我以前是男的。”
顾珩沉默了一会儿:“你现在呢?”
我抬起头。他看着我,没有替我回答。
第二天出门,我穿了顾珩带来的长外套,帽子罩住耳朵,尾巴盘在腰间。
他走在我外侧,路人看过来时,他会稍微靠近半步,肩膀挡掉一部分视线。
那不是亲密动作,他甚至没碰我,可每次有人盯着我的胸和腿看,顾珩的身体就会挡过来一点。
我走在他的影子里,尾巴隔着外套贴住自己的腰,心里那点一直悬着的慌慢慢落下去。
登记中心的鉴定没有多复杂。
医生看过瞳孔、爪掌和口吻,记录花色,又让护士量了身高和体温。
她填到物种一栏时说:“猫科,梵猫,anthro三级。小姑娘,感染源带来了吗?”
我下意识回头找牛奶,它没有跟来。
“是一只流浪猫。”我说,“现在在家。”
“小姑娘”三个字落下来,没有人笑,也没有人纠正。
护士将表格推到我面前,性别一栏有两个方框。
我握着特制的粗笔,肉垫压住笔杆,停在纸上很久。
以前的身份证就在外套口袋里,照片上的男人黑发棕眼,穿灰背心,脸上写着没睡醒;现在玻璃窗上映出一只白毛蓝眼的猫女人,胸口压着外套,尾巴藏在腰后,顾珩站在她旁边。